大唐凌烟志第89章 李渊巡行周氏陂慨然思创业去隋奢靡存周汉威仪

十二月十九日唐高祖李渊巡视周氏陂途经旧时别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周氏陂位于关中平原靠近长安（今西安）的东边约三十里处是隋唐时期的重要水利设施建设地由北周武帝宇文邕主持修建其家族为鲜卑宇文氏但汉化后自称源自周文王故称“周氏陂”。

这一带土地肥沃且有灌溉之利是关中地区的农业和经济重地。

李渊在太原起兵后率军西进关中目标直指长安。

周氏陂所在的区域位于长安东北方向是李渊军队南下的必经之地。

据《旧唐书》记载周氏陂周边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区域李渊曾在此地短暂驻扎整顿军队并联络关中豪族与当地豪族（如窦氏、长孙氏等）有密切联姻关系进一步巩固了与这些家族的合作为攻占长安做准备。

《资治通鉴》提到李渊在进军长安途中曾驻扎于“泾阳、武功、周氏陂”等地周氏陂作为关键据点显示了其战略地位。

唐朝定都长安后周氏陂所在的关中地区成为帝国核心其水利设施进一步得到修缮促进了农业繁荣间接延续了李渊时代的经济政策。

周氏陂在唐初的历史中虽未成为显赫之地但其地理位置和经济价值在李渊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为其提供地理优势和后勤支持强化了李渊在关中的统治基础助力唐朝的建立。

因此皇帝李渊经过此地之时感慨万分。

关中大地朔风凛冽渭水冰封。

长安城朱雀门外三千禁军列阵肃立玄甲映日马槊如林。

金辂车驾前武候卫窦抗负责京城戍卫与皇帝仪他仗执黄钺而立身后十二面熊罴旗猎猎作响。

唐初沿袭隋制李渊巡行仪仗以“大驾卤簿”为最高规格但实际使用中常因战乱未平而有所简化。

大驾卤簿是古代皇帝出行时最高规格的仪仗队用于展示皇权的威严和神圣。

这种依仗起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最初由仪卫扈从演变而来正式称为“卤簿”是在汉代。

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代的演变大驾卤簿的规模和形式逐渐完善成为皇帝祭祀和重大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据《新唐书·仪卫志》载“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

凡天子之车曰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是为五辂。

大驾则备五辂法驾省其三小驾唯用金辂。

” 唐初高祖李渊时期巡行多用法驾或小驾仅在重大典礼（如武德七年冬至南郊祭天）时启用大驾体现其“务从俭约”的执政理念（《旧唐书·高祖本纪》）。

当时巡行车驾规制天子主车称为玉辂朱轮青盖以玉饰辀驾六马车后树十二旒龙旗。

随行副车有指南车、记里鼓车置于仪仗队前列象征“天子明辨四方德泽广被”（见《通典·礼典》）。

其余属车共八十一乘分载文书、仪物后减为三十六乘（见《唐会要·舆服》）。

巡幸护卫与仪卫是皇庭千牛卫与左右卫近身护卫持千牛刀、仪刀身着明光铠环列玉辂四周。

后跟随班剑仪队六十人执班剑（木剑饰金银）象征帝王威仪。

之后是熊罴旗仗十二面绣熊、罴、虎、豹的旌旗源自北周军旗制度体现关陇军事传统。

最后随行的是礼器与乐舞其中黄钺与金斧由大将持于御前象征“代天征伐”之权（武德元年李渊授李世民“黄钺”伐薛举）。

鼓吹乐队列前部鼓吹用“扛鼓、金钲”后部用“笳、箫”共一百二十人曲目多改编自《破阵乐》等军乐曲。

窦抗躬身禀报声音沉稳如铁向皇帝李渊汇报到：“陛下法驾已备请启程。

”。

皇帝李渊身着赤黄衮冕腰间佩剑却是当年太原起兵时的旧物——剑鞘已磨损剑柄缠着窦夫人亲手缝制的布条。

他轻抚剑柄心中暗叹：“当年居于隋炀帝杨广之下受尽冷落历经艰难险阻虽官居要职也是天天拿着脖颈在度日何曾想过会有今日？只可惜未能成事之时夫人窦氏却早早撒手人寰。

”想到此皇帝李渊不由内心惆怅心痛。

李渊听得窦抗禀报微微颔首目光扫过仪仗队列。

《通典》有载武德年间唐朝初建尚未完全恢复隋大业卤簿需动用两万余人的规制常以“三千骑精简卤簿”巡行反映政权初建时的务实节俭之考量。

李渊令诸子分掌仪仗要害太子李建成执掌羽葆盖秦王李世民统领鼓吹小儿子李元吉控引金路通过仪仗分工昭示权力结构。

《新唐书》评武德仪制： “高祖起兵间虽采隋礼然事多损益务存军容。

”这种“军礼杂糅”的仪仗风格既是对隋朝浮华礼制的修正也为后来《贞观礼》的制定奠定基础。

李渊巡行仪仗的简朴与尚武实为唐初“关中本位政策”在礼制领域的延伸。

李渊巡行仪仗绝非简单的排场展示而是融合军事威慑、正统宣示与权力平衡的政治剧场正如当今世界各国在重要节点举行的“阅兵”活动。

当时唐朝皇帝所乘玉辂上的九龙华盖与周边护卫手中的马槊寒光共同构成唐初“马上得天下礼乐治江山”的统治密码。

直至贞观年间李世民完善卤簿制度时仍保留其父“去隋奢靡存周汉威仪”的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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