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政对于兵家修士的出现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惊讶中又带着愤怒更多的是愤怒。

徐政是有理由愤怒的。

前文说过对于底层的老百姓们来说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事情。

如果此时朝廷能让百姓都能吃饱甚至还有余钱购买其他的东西那么此时妥妥的盛世。

盛世不是朝廷的都城多么多么繁华而是保障了底层百姓的生活。

以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之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为例从汉初到武帝这七十多年的时间主要不是大灾大旱之年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官仓都堆满了粮食甚至一些官仓的粮食因为粮食每年加最后底下的粮食因为腐烂而不能吃。

汉文帝时期田租税率按照“三十税一”征税此后不变到景帝时期又下诏“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继续奉行这一政策这可能是封建社会税率最低的时期。

其余在农业、手工业、军事、政治、文化等自不一一赘述。

而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宋徽宗时期天下百姓都快过不下去了但是开封城依然繁花似锦。

一些官员奉承皇帝说正是皇帝治理天下有功劳所以才有这样的盛景。

此盛景是真盛景耶？ 所以前文才会说底层百姓其实是最容易满足的但是当百姓们过不下去了为了活下去他们就只好寻找出路了。

这时候如果有人蛊惑甚至给予快要活不下去的百姓们一点希望那么百姓们便会拥戴这个人。

白莲教的造反恰好就是利用了底层百姓的这些特性一个是容易满足另一个则是相对愚昧。

此时白莲教的教义成为了漂泊无依、过了今天没明天的底层人民的精神信仰因此白莲教才能发展的这么迅速。

不过归根结底还是朝廷对于民生的破坏。

这还仅仅只是底层人民的造反如果涉及到军队的造反那又不一样了。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重要力量也是封建时代维护皇权的重要力量。

此时如果军队也发生造反那么也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连军队都活不下去了从陈汉以前的朝代来看到了王朝末期克扣军饷成为常态但是一般情况下不敢克扣的太狠因为克扣的太狠容易引起士兵哗变。

同时对待士兵也不能太严格甚至从严格到残酷这样也容易引起士兵哗变。

明朝嘉靖三年大同镇总兵张文锦上书朝廷提出在城北修复已经废弃的水口、宣宁、黑山、柳沟、桦沟五座军堡朝廷同意了这一决策。

但是张文锦此时急于立功并且在经费拨付上极为吝啬压缩了预算导致修复的军堡非常简陋。

此时张文锦对于官兵也极为严苛他明确而拒绝了士兵们对于家属留在大同的请求要求驻守军堡的士兵与家眷待在军堡之内同时大量军需物资需要军队自行筹备大量的士兵被迫进山伐木烧砖。

这一时期游牧民族经常犯边这些没多少防御能力的军堡完全起不到防御作用军堡经常成为游牧铁骑的袭击目标。

此时士兵与其家眷时时刻刻都处于危险之中士兵们要求将家眷留在大同但是再次遭到了张文锦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了官兵的反抗。

以郭鉴、柳忠、陈浩等人为首他们在夜间举火为号杀死张文锦打开仓库发放粮食占领了大同府城。

这一年的九月朝廷派人来安抚结果设计诱杀了郭鉴、柳忠等人郭鉴的父亲郭疤子串联其他的反抗士兵起事报复生擒了总兵这场叛乱一直持续到嘉靖四年二月份。

但是这场叛乱并未结束因为九年之后也就是嘉靖十二年大同镇士兵因为不堪忍受军官的虐待再次起事后被分化瓦解最终失败。

从这也可以看出底层官兵们的诉求其实也很简单。

除了逼迫太严重导致的造反还有一种是士兵跟着将领造反。

某些将领长期掌控一支军队在某种程度上这支军队甚至可以视为这名将领的私兵这个时候将领的一举一动也有可能影响到整支军队。

鉴于此陈汉在军官任免以及军事指挥上有效避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按照规定五军都督府负责统兵权管理卫所官兵的编制、训练和调动。

而兵部负责调兵权制定作战计划和协调粮草等供应。

也就是说五军都督府只有人事任免权但是没有军队的指挥权兵部则相反。

不过随着对五军都督府职权的削弱后来演变成都督府只有军官任免的提名权然后交给兵部审核最终由皇帝批准。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有效防范了军权集中的问题。

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计划特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一开始看似“完美”的计划也会出现漏洞。

例如某个将领或者将领的家族内长期有人统率一支军队呢经过长时间的经营那么这时候这个家族很有可能就成为了这支军队事实上的领导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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